谢友柏院士这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回归教学，责无旁贷——亲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50年》，发表在《新华文摘》2006年第21期。在全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迎接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际，读读这篇文章，会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现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回归教学，责无旁贷
——亲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50年
谢友柏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大致经历了以下6个阶段：1951到1953年，是教师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阶段；1954到1956年，是学习苏联和确立新的教学体制阶段；1957到1960年，是反右和大跃进阶段；1961到1965年，是克服经济困难和进一步教学改革阶段；1966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和恢复教学秩序阶段；1977年至今，是国家转人市场经济体制和学习西方教学模式阶段。
从以上的过程看，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同时也隐含着一个问题：教学在高校中究竟应当放在什么位置？
(一)
第一阶段进行了教师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在此期间还开展了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运动，在运动高潮时，教学就停下来了。教师思想改造主要是解决教师的立场问题，其中包括是否要学习苏联。当时我是作为学生代表被选中参加教师思想改造的，所以比较了解当时教师中的一些情况。在向苏联一边倒的问题上，刚刚进入学校的党组织为了解决从英美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教师队伍的立场问题，的确花了很大力气：批判崇美、亲美和恐美的思想，为确立新的教学体制奠定了政治基础。但后来在业务上执行起来，倒不是十分困难。因为继承了大陆学派传统的苏联教学计划非常严格，教材内容也比原来在半殖民地环境下国内大学沿用的教材丰富得多。
第二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号召下，工科大学很快就形成了新的教学体制，教学也逐步走上了轨道。有三个标志：首先是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即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工程师，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其次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师们日夜兼程地学习俄文，学习、翻译和使用苏联教材，以及根据苏联的有关书籍来编写自己的讲义。那时，学生使用的教材常常是一章一章从教研室领来的，往往是教师几天前开夜车才赶出来的油印版。当时学校里有一个教材供应科，印教材的工作量非常大，领讲义和分发讲义的工作量也非常大。复杂的图是先描图再晒出蓝图，领回来以后，要把图一个个剪下来贴到油印讲义
预留的空白中。我学“机械零件”课程时，起初只到了一本苏联的“小”书，老师就按它讲。不久后到了一本“大”书，老师马上又把“大”书的内容加进来。学期快结束时，又到了一本“天”书，上下两册，老师立刻又讲“天”书的内容。教师备课，也经常备到翌日早上送牛奶人上门，然后就到学校来上课。考试也改成了口试，教师对每一个学生都要面对面问答，非常花时间。到期末考试时，教研室都是全体出动，教师上班下班都是披星戴月。一个教师如果在面试中间得多一点，就会便后面的很多学生在外面一直等到晚上。于是面试结束得早的老师就都来帮助他。因为是面对面评分，必须十分认真。留校任教后，我有一次给一个学生5分(最高
分)，后来她找到教研室说自己不够，应当得4分，弄得我非常被动 (那时宣传苏联英雄卓娅的优秀品质，她的故事里也有这么一个情节)。第三，确立了到工厂实习的体制，一方面是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更重要的是强调理论联系工程实际。
这个阶段，所谓“什么是学校工作中心”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中心很明确：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当时，工业建设的确十分需要人才，比我早入学的一些学生，有的就改成3年毕业了，后来又办了2年制的专科。国家需要人才的压力是这一时期高校新教学体制得以迅速确立的一个原因；师生们心目中充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是另一个原因；向苏联一边倒，是第三个原因。那时，师生吸收新知识的热情非常高。
当时教师讨论学术问题的风气浓厚，对于新的概念，常常三五成群废寝忘食地聚在一起讨论，讨论时把教研室墙上的黑板画得一塌糊涂。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教师们经常为教材中的一个新概念或新定义争论好久。那时分析问题没有现在这么多便捷的计算工具，需要自己推导算式，用解析法求解。所以教师非常重视对概念和定义的理解，有一点含糊就会出错，推导不出来。教师检查学生，也着重检查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检查年轻教师讲课，也以他讲的概念是不是准确和清楚为标准。现在大量应用傻瓜型的计算程序，学生会算，但是常常概念混乱，长此以往也就丧失了分析计算结果的能力。这是培养傻瓜，而不是培养工程师。
另外，那时非常强调读经典著作，老教师经常向年轻教师推荐名著。现在统编教材统治天下，人们也习惯到网上去查资料，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到哪本书有什么特点，脑子里“信息”堆得满满的，却搞不清楚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无怪乎现在很多文章就是名词制造机，除掉五花八门“自主创新”的名词以外，什么也没有。
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可能在于计划经济和学习苏联模式的僵化。例如，不顾许多大学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和国际联系，以及各个大学院系学术领域多年形成的不可再生的积淀，强制按照苏联模式将文、理、工分校，进行全国性的院系大调整。以致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不得不为建设综合性大学进行另一次大调整。50多年，是以好几代教育家和科学家的学术生命为代价的，这种割裂传统和文化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现在有的人把大学看成仅仅是校园、房屋和设备。他们不懂得传统和文化在人的素质培养中的不可替代性。许多人慨叹社会风气不好，但却从来不检讨现在学校对怎么培养人的素质的认识是否正确。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满足
50年后的社会需求，高校是否尽了育“人”的责任？现在大家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学校打造成“名校”，但对什么是名校，如何建名校，却不甚了然。以为用钱就能在50年内堆一座“名校”出来，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用“211工程”、“985工程”来提高高校学术水平，这种方式也许有其独特之效，但更重要的是，提高高校学术水平要依靠良好的学术氛围，而良好的学术氛围则来自严格和正确的学术准则。
这个阶段，由于向苏联一边倒，使得一些重视启发式教学和主张学术自由的教师受到压制，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问题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考虑到当时的需求情况和实际能力，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永远忙于应付眼前急需而无视长远发展。
国家和民族在20年或更长时间以后究竟需要有什么样的人才，到那时候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人才，怎么培养，现在这样培养是否正确，这些问题，迟早会在我们的教育战略发展，特别是我们对待人才培养、对待教学工作的态度上凸现出来。
(二)
第三阶段是反右和大跃进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需要摆脱苏联的控制，建立不久的新的高校教学体制也就难于保证了。反右运动、大炼钢铁、大搞生产先后冲击了正常教学。
政治上的极“左”推动了业务工作的冒进，一股急于求成的浪潮席卷了当时整个社会。例如，正规大学不好好上课，却到处成立所谓的红专大学，希望一下子人人都接受高等教育。1958年秋天，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哈工大门前一条路两边的人行道全挖成了“炼钢炉”，整夜火光冲天。第二天宣布钢炼出来了，实际上是将好铁炼成了废钢。为了适应大搞生产的需要，有人发明了“单课独进”的排课方法，被认为是先进经验，在许多地方推广。单课独进就是一个时期只排一门课。上完以后，再上另一门新课。上下午甚至晚上都排课，什么时候生产方面需要劳动力，师生就停课去搞生产，生产告一个段落，再来上课。这种排课方式解决了在生产需要时同时上几门课调课难的问题，但苦了学生，因为上午讲的内容，还没有来得及消化，下午又教新内容，往往一个星期就把一门课讲完，作业根本没有时间做。考试当然也只能是做做样子或者干脆盖一个“由于运动免考”的图章了事。更有甚者，结合生产排课，生产需要什么，教师就教什么；还推广学生自己编教材，自己上课，口号是“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当然并不都是消极因素。在这个阶段，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是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尽管当时不可能正确理解和实施这个思想，但是，有这个思想和没有这个思想，后果是完全不同的。从一边倒、完全依赖苏联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意味着观念上有了一个质的变化。旧中国大学里的科学研究是非常落后的，很多教授都认为学校只要教教书就可以了，甚至一些实践性很强的课目，如机械原理和机械零件，都没有实验室，有些人也认为不需要实验室。实验设备仅供学生操练，但没有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生产问题的概念。但是，由于经历了学习苏联的过程，教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有了相当程度的知识积累和对于学科前沿的了解，又经过大跃进的思想冲击，大家开始考虑，许多事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和应该做的。当时我们教研室里的一些年轻老师参加了长江三峡水轮发电机组的设计论证研究，那时的指标是单机100万千瓦，比世界上最大的苏联第聂伯尔河上的发电机还要大。因为轴承的负荷太大，老师们提出了用电磁减载的解决方案，还做了一个缩小的模型，这是一个创造。这一时期也引发了对一些方向性问题的思考。例如，大学里要不要搞科研？科研应当放在什么
位置？教学与科研是什么关系？科研要不要联系国家需要，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以后，这些问题曾在高教界引起过长期的争论。
第四阶段是克服经济困难和进一步开展教学改革阶段。前一阶段“大跃进”的结果首先是造成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开始恢复清醒，高校也开始整顿教学秩序。当时西安交大的校长彭康提出了教师岗位应当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他认为，教师应当在讲台上、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根据这样的方针，政治活动大大减少，教学又成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学校对于恢复教学秩序，抓得很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要像纪律一样遵行不误。特别强调备课。关于什么是优质教学的标准，占上风的观点是教师讲得流利，逻辑性强，板书清楚，学生容易听懂。新教师上讲台，都要在教研室内部经过多次试讲。年轻教师登台讲课，教室后面往往坐一排老教师听课。当时西安交大的教务长张鸿教授经常带着教学法科的人到各个教室听课并听取学生的反映。
过去，没有不登讲台讲课的教授。一位教授，一个学期没有课上，虽然工资照拿，日子是很难过的。所以，年轻教师上讲台，就成为非常难过而又非过不可的关，称为过教学关，并不比现在升教授容易。
当然，过分强调教学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一时期与第一、二阶段不同，政治上独立自主和经济建设上自力更生的需要对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要求更高了。于是就产生了究竟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和由什么样的人来培养等一系列问题。当时有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争论，就是通过教学应当给学生一个面包还是应当给他一文猎枪？大概在1965年前后，高校为此曾做过广泛的调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上海机床厂的调查，后来在洛阳等地又做过一些补充调查。关于如何培养，争论的焦点是应当用启发式还是应当用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以及怎样才是启发式。关于应由什么样的人来培养的争论，其内涵也包括教师是否需要做科研、科研是否学校职能的问题。学校究竟应当是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争论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教材建设和教学法研究是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特色。在采用苏联教材多年，又经过上一阶段许多不规范的尝试以后，高教界开始认真抓教材建设，选择全国最强的师资力量来编写统一教材；有的是组织多个学校最好的教授在一起编写，如《机械零件》;有的是由该领域某一个较强的教研室负责编写，如《内燃机构造和计算》。这个时期的确出了一大批我国自己编写的教材。教学法研究成为高校的制度之一，教研室每周必须安排一个单元迸行教学法研究活动。编写教材的队伍后来演变成全国性的教材领导小组，又发展成为后来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当然，随着高校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些教学工作的投人程度和影响力也在起伏变化。
这一时期，左的干扰仍旧严重，教师要轮流参加农村社教，下放锻炼，导致许多业务工作难以稳定地进行，甚至流于形式。其实建设和科学有其客观规律，只能被研究和发现，不能被发明和创造。《实践论》讲得很清楚，知识是不能创造的，但是多少年来，一些人总想用“创造知识”来支持他们做一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其负面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第五阶段，十年浩劫，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重灾区。“四人帮”垮台后，学校教学才又逐步恢复。但这次破坏太大，“礼崩乐坏”，对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恢复工作要比60年代初那次困难得多。不管怎么说，国家和民族得以新生，总是值得庆幸的。
（三）
第六阶段，是转人市场经济体制和学习西方教学模式阶段。
对于高等工程教育来说，改革开放使人们眼界大开。前面讲过，第二阶段的教学之所以很快走上轨道且质量不断地提高，不能不说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后来国内经济和科技水平逐渐提高，强调独立自主，但由于中苏交流中断，而与西方的正式交流又不可能，因此，独立自主就变成了关起门来自己摸索。当然，国外公开发表的文献是可以看到的，但较之人与人的直接接触交流，其真切程度和信息的价值还是大相径庭的。1977年，我参加机械工业部组团到欧洲参加摩擦学国际会议，认识了一大批过去仅在文献上知道的学者，后来这些人大都到我们的实验室访问过。我们的科研由此才有了较大的进展，不仅走在国内前列，在国际上也广为人知。成功的原因，概括起来可能就是较早较好地将本领域科技发展的国际前沿与国内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从全国范围讲，这一时期与国外的科技、教育交流越来越多。最突出而且影响深远的是青年人到国外留学形成潮流，虽然原因十分复杂，但他们反馈回来的大量信息弥足珍贵，其中一部分人学成回国工作，更直接把国外科学技术和工程教育方面的先进方法带了回来。应邀来中国传经的外国人也络绎不绝。
伴随着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对科技和高等教育的投人也大幅度增长，高校的物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可以说，现在凡是国外能做的通用试验和基础研究试验，国内几乎都可以做，而且有的比国外大学的试验条件还要好。问题在于，这些设备是不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教学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近十几年来，“去教学化”的倾向在高校时起时伏，有时甚至愈演愈烈。起初因为国家拿不出许多钱来办高等教育，于是就鼓励高校自己去弄钱，意在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一时间高校里公司林立，能人辈出，一些人肥了自己，亏了学校。教师凭借一技之长，再加上非己所长的种种市场手段来制造甚至推销产品，在此过程中，专长不进反退，精力消耗殆尽，教学更不知置于何地。有些学校还鼓励学生做生意，美其名日：培养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但是，做生意和做学问是不是一回事？把学生都培养成商人，什么人来做学问？难道会做生意，就是一流工程师？经商有道，就能拿诺贝尔奖？
对教学伤害最大的是“项目热”。为了拿大钱，就必须拿大项目，把学术水平高的教授都赶到项目争夺战中，教学变成留给拿不到项目者的残羹剩饭。教授整天忙于赵课题、写申请、编成果、做总结、搞鉴定、报奖项，就是没时间做学问！有人讽刺说，教授的工作，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研究已不遑多顾，更不用提教学了。
高校工作的中心是什么？久已无人问津，似乎连略加讨论的兴趣都没有了。我所在的研究室早在1984年就停止参与本科生教学，专门搞科研，此后我就一直没有接触过本科教学工作。本来，教师参加科研，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通过亲身探索自然规律、实现工程应用，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探索自然规律、实现工程应用能力的人才。如果仅仅是为科研而科研，那么，高等学校与科学院又有何不同呢?科研成果被大肆演染而教学工作却默默无闻，这样的高校，无论其科研还是教学，都不可能健康持续地发展。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后来被认可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条件的背景下获得的，而一旦被看好而成为宣传和重点支持的中心，反而成了研究工作走下坡路的开始。我认为，不妨就上述现象组织第三方开展调研。这种科研的氛围与办研究型大学的初衷是否一致？对培养研究型的人才有什么好处？如果高校的任务还是定位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明天培养人才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国家和民族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与第二阶段不同，没有人出来讨论和清楚地阐述这个问题。人才、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而现在的教育，几乎是只讲 “才”而不谈“人”。
而“才”与“财”谐音，更是触动某些人的私好。而要培“人”，历史、文化、传统、道德和理想的教育就不可或缺!“人”是需要由“人”来培养的，即由教师的言传身教来培养，不是单纯靠说教。即以育“才”而论，也应当是“才”与“人”互为表里、同步发展的。当然，面对全球经济竞争，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才”，这是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确解难求；但高度关注，认真研讨，倾教学科研之全力以应对，集师生员工之群策以求索，这是各高校无可回避的必然选择。高校的一流，首先体现在人才一流，包括一流的教师和他们所培养的一流的学生，而不仅仅体现在一流的校园、房屋和设备方面。现在许多高校都在讲“人才强校”，但却寄希望于引进人才，而不研究自己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人才。一所大学，对自己培养人才的能力都没有信心，还算什么一流？从我所亲历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50年来曲折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到，教学决不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过程，它承担着培育高级人才这一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末来的神圣使命，需要从学校全局的高度认真对待，需要学校党委常委和校长们集中主要精力悉心研究。现在让一些莫名其妙的排名榜来指挥全国大学的发展，而大学自身
对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则没有清醒认识，全校上下跟着这些指标转，进而又驱动整个社会跟着旋转，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又会按照自己的面貌去培养他们的下一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教育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如果这些“灵魂工程师”失去培育人才的明确方向，轻视乃至放弃教学这一培育人才的主要途径，那么，他们自己的灵魂何在?又何以培育末来工程师的灵魂?上世纪50年代，工科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高等工程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非常明确：“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工程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虽然有许多差别，但是大道理很多是相通的。认真回顾和总结50年来高等工程教育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坚持教学中心，育人第一。当然，今天的教学，是有一流科研支撑的教学，是以完整的工程实践训练为基础的教学，是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教学，是培育有拳拳爱国之心、有广阔国际视野、有多学科综合知识、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能在工业企业切实发挥才干的现代工程师的教学。包括工程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必须排除干扰，回归教学，回归育人，对此，教育主管部门责无旁贷，高校领导和教职员工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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